读后感之集合

白色巨塔 2025.10.18

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关于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的讨论都从未停止过。《白色巨塔》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它借助财前五郎和里见修二这两个能力出众、不分伯仲，但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态度大相径庭的医生来展现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看完这部作品后最让我惊诧的是其中描绘的”浪速大学附属医院”。国内外教学医院都很多，在我认知内的教学医院无非就是给医学生一个实践的场所，在其中的教授与学生们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医生。但是剧中的医院更像是某个国家的政府以及议会，有派阀斗争，有平级间的斗争、上下级冲突、新老权力交接的冲突，也所谓的”民主选举”，更有幕后操作拉票这种在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操作，甚至是权钱交易（政治献金）这种在中国大陆语境中的贪腐行为。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但是作为一个医院，它的内部运作居然不是依照科学、严谨的医学能力来决定，能者上、劣者下，而是依照政治手段的高明与否来决定。这不论荒唐与否，至少也是极其不合理的。更有东贞藏教授以及后来的财前五郎教授早诊的”名场面”，医生之间的职务高低居然能够如封建时代的尊卑观念一般牢牢控制人的行为，教授以下的人就非得对教授卑躬屈膝，不敢对教授的诊断提出一点意见。（尤其是财前竞选教授前后误诊佐佐木庸平，林原作为主刀医生却不能够对财前的诊断提出异议，而身为副教授的里见虽为昔日同窗也无法扭转财前的意见。）
在”浪速大学附属医院”这种派系林立、等级观念浓厚的环境中，起点作为”第一外科副教授”和”第一内科副教授”的两人，同为医生而治病救人，理想相近，所处的现实相近，但两者却有着不同的实践路径。在对待患者的态度上，相较于里见而言，财前更看重治疗患者对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影响，优先治疗高价值的患者和疑难病患，前者能够带来实打实的利益，后者能够展现自身高超的医术，而对于普通病患，他虽然也会用毫无差别的医术进行诊断，但是却会用漫不经心、不关心患者及家属感受的态度对待。我印象很深的一幕是，在教授选举期间，财前欲拉大河内教授的票，而大河内却当着财前的面叫来里见，让里见去开一个医学科普讲座。也就是说大河内其实明白，”开医学科普讲座”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财前不会去做，但是里见会去。里见和财前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没有那么现实，他始终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他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无论地位高低，无论病情轻重，哪怕是小西绿这样临终的患者，里见也会坚持让她留在医院，陪她走完最后一程。而现实的人，比如财前，比如鹈饲，一个放弃治疗小西绿，一个则是干脆地赶人出院腾出床位。他们的做法难道是错的吗？客观的说，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临终病患已然无力回天，继续治疗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浪费医疗资源，而这些资源很有可能治疗更多有救的人。里见则更不必多言，对患者的临终关怀难道有错吗？理想的人和现实的人的做法之别是永远无法分出对错的。
可是，代价是什么？财前也好，里见也罢，他们最终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实的财前长期吸烟，作为一个擅长治疗癌症患者的医生，最后死于癌症，死在了他理想中癌症治疗中心落成前，死前还在对里见说着让他当内科教授的事情。理想的里见，因为坚持心中的正义而出庭作证，差点让自己的家庭分崩离析，又被调离了浪速大学附属医院，还是经大河内教授介绍而进入了一个有临终关怀的小医院工作，无法继续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医学研究事业。
《白色巨塔》的伟大，或许并不在于它评判了财前与里见谁对谁错。现实与理想的逻辑各自成立，却也各自冰冷或滚烫。它的力量在于，它如此真实地展现了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怀揣着纯粹的理想踏入某个领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由资源、权力和人性弱点构成的复杂现实。财前与里见的悲剧，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两种价值观在畸形的体制内必然的碰撞与牺牲。财前试图利用现实的规则去实现理想，最终却被现实的欲望吞噬；里见试图以理想的纯粹对抗现实，最终被现实的力量放逐。他们的殊途同归，共同叩问着我们：在理想与现实这道永恒的难题面前，是否存在一条不辜负任何一方的道路？《白色巨塔》没有给出答案，它只是将这枚苦涩的果实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每一个品尝它的人，去思索属于自己的那份抉择与代价。

（这是之前写的，用在作业里的文字。） 2025.11.3

上大学之前我对大学的了解多来自我的姐姐和高中的老师们。高中的老师们极力想要让我们相信高考似乎就是我们人生最后一道门槛，熬完了高考，考上大学后我们就真正自由了，而不是如高中教室的墙上挂了三年的那行虚假的“自律即自由”一般。然而高中老师们的话我是一点也不相信的，他们所说的不过是用条件判断语句就能轻松反驳的口号，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如同挂在驴头上的胡萝卜一般诱惑着疲惫的我们往前再爬一两步。再者，“自由”从来都是“最终解释权归某人所有”的漂亮话。而姐姐就很务实地告诉我，大学是个踏入残酷的社会的第一步，大学生活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至于自由？“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她苦笑着这么和我说。
我沉浸在对大学的悲观的幻想中度过了人生中最轻松的假期。我一直是个悲观的人，直到录取结果出来之前我都深刻怀疑自己那考砸的成绩是不是真的能够上211大学，然而没想到被无心插柳填报的提前批志愿——中国海洋大学日语专业的志愿——录取了。为什么是中国海洋大学？它是我的高考分数可能达标的最好的五个大学之一，是我提前批志愿的第一名，我只能归功于运气好。为什么是日语专业？它是我所有志愿中的首选专业，这其实是我初中时就决定的事情，几乎所有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对日本动画和日本历史感兴趣，我初中开始就在自学日语，虽然以现在的目光看来简直学得一塌糊涂，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真理，不论我学进去多少东西，我至少有学习的意愿。家人担心日语专业就业问题，而我对当前经济环境下一切对本科专业就业前景的担忧都是嗤之以鼻的。就业前景显然不需要担心——担心也没用，就业环境就是很差，无论文理科，无论语言专业与否，找不到工作的人比比皆是，不差我一个。这可能有点自暴自弃的味道，但我认为与其去学我不喜欢的东西然后找不到工作，不如在学到喜欢的东西后再去操心就业问题，何况外语相较于其他专业而言是真的能够学到技能的，我愿意选择用至少四年时间去学一个我感兴趣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这就够了。
在我现在的理解中这就是“自由”。它是相对而言的，高中固定时间表、固定课程、固定班级，你的选择只有躺平摆烂或者抖擞精神卷个昏天黑地，选择权极其有限。但大学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自己想上哪个老师的课、自己想要主攻什么专业，总之就是自己想要怎么规划时间，自己想要获取什么知识。相较于高中而言，这就是更加自由了，大学生在撕破了十二年的预设时间表后终于拥有了规划自己的时间的权力。然而这真的好吗?事实上我们就是得从零开始学习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在失去监督自己的老师与家长之后不把自己的学业搞得一团糟。这就是自由的代价，也或许是所有大一新生对大学的最初体验。
所以在大学的“自由”之中，我想要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我又想学到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不可能是固定的，随时间发展和我自身能力升降而变化。就目前而言，在生活方面，我先得学会照顾好自己，作为一个福建人，青岛的天气还是太凉快了些。在学业方面，目前还是打基础阶段，所谓万事开头难，初次系统性学习日语的难度超乎我的想象，我需要让自己找到相对从容的学习日语的状态，尤其是在多个学科都对我们提出较大要求的情况下。对于我来说，能够从容应对，才能够更上一层楼。长期来看，在非应用的层面我最想要学习的是日本史，在应用的层面我最想要学习的是日语的笔译。在考研考公和留学的问题上我仍然在犹豫，因为我没有很强的能力，在同专业同学中并不占优势，只好交给未来的我来判断。我有想出国看看的愿望，但是留学无疑是对我个人和家庭的巨大变动，尤其是在我尚且未能照顾好自己的情况下，父母对于我的安全有深深的忧虑。
最后，对我来说，我以自己的意志所选的日语专业是什么？这个问题现阶段的我其实无法回答。也许在某一天，当我不用看译文就能品味到《古今和歌集》中一首首和歌原汁原味的美妙之处时，我或许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巴黎圣母院 2026.1.31

很早之前就看过这本书，但是高考前三个月多次在实验楼（行敏楼）走廊尽头的书架那儿看《巴黎圣母院》，备考的压抑心态让我不知不觉把它看了多遍，甚至当行敏楼后来封闭时我也多次扒开封闭的铁门去书架那里只为了看书。虽说我确实喜欢看书，但这本不该是广泛认知中正常的将要高考的学生应当作出的行为。
然而，何为“正常”？难道说被大多数人所遵循的习惯、规则乃至法条才是正常么？我不认为是这样，事实上当我对比巴黎圣母院里面各种衣冠楚楚的人物，神父也好，骑士队队长也好，吉普赛姑娘也好。他们的心理多少有些扭曲，但却是正常社会中的一份子。而出生即被认为长相丑陋如魔鬼一般的敲钟人，却被视为是异样的存在，然而他却有着更为清澈且纯粹的心灵。我忽然觉得卡西莫多才是正常人。
我不得不先讨论一个问题，何为普世的、正常的？它们必要吗？它们应当被强加于每一个个体身上吗？我向来质疑“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和Fate/Zero里面卫宫切嗣的做法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保全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有个二选一选择题，必须在少数人和多数人中挑一个群体杀了，从而保全另一个群体。即在这个时候杀了少数人能够保住其他的多数人的利益，“少数服从多数”的拥趸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那些少数人，只为了他们认知中所谓的“多数人”，可是当这个选择题在一个固定的群体内多次出现，那么最后被杀死的人一定会变成多数。“正常”这个概念何尝不是如此？人类社会是在不断演进的，所谓“多数人”的价值标准一定是在变化的，因为“多数人”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就像穿西装打领带是上个世纪的脑力劳动者的标准着装，如今脑力劳动者鲜有这么这么穿着上班的，甚至会被认为是房产中介。
卡西莫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所谓的“灾厄之子”，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肢体残缺、面部奇特的语言功能失能者，于道德上、社会功能上，他和其他人并无太大差异。甚至就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作为一个敲钟人，他的工作远比神父来得有价值得多，因为现实中不存在所谓神力，向神父忏悔除了让自己好受些没有实际作用，神父的各种行为（唱经、洗礼等等）也根本没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因为宗教从始至终都只是在玩弄人心，宗教能够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纯粹是因为有人相信它，使人做出某些行为，从而扭曲现实。相比之下，卡西莫多的钟声却能实实在在地报时、伴奏，在功能上甚至更有用些、更无害些。
在常识中，从古至今“普世”“正常”都是社会成员中的多数者居高临下地对少数者进行的统制。如果究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是社会成员需要某种一致（至少大体上要一致）的规则或者默契来维持社会本身的稳定。多数人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强于少数人的力量的。但是这种常识应当被质疑。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之中，这种“普世”“正常”实际上是由少部分人制定的，就像宗教一样，有一小部分人声称什么超自然力量存在，然后吸引一些人去相信，然后人传人，由少数变成多数，最后再仗着多数人的力量对少数人进行暴政，开始“烧异端”“绝罚”。
卡西莫多的可悲之处，正是少数者的可悲之处啊。